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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ing date: | 25-05-2006 |
| Content: | |
【党国拜佛】魔鬼抱佛脚——合法性危机下的政治佛学／綦彦臣
合法性危机下的政治佛学
綦彦臣
前言：话题的由来
由于我是一名基督徒，又有经济学术背景如著有《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一书，受到
了主内弟兄北京萧牧师的邀请，去为香港以诺（ENOCH）集团在北京的“老朋友论
坛”作学术报告。（该集团董事长吴魁先生也是基督徒，并在全球基督教企业家联
盟有职任。）我所讲的主题是《诚实先于敬业：文化视角下的基督教财富观》。该主
题一方面是《腿》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另一方面我在回应东海一枭关于“卫儒反基
（督教）”的文章中，已经将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两脉流关系描述清楚。尽管如
此，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重大论题仍是产生了“喧宾夺主（题）”的效果。为了不至
于偏离主办者的主题，北京社会学者朱红先生提示我中止关于“政治佛学”的讨论。
该次演讲与辩论的地点是北京世纪金源饭店（五星，板井路）的第13会议厅，时间
是2006年5月20日［上午主题演讲结束］。与我发生“激烈争论”的是北京的社会活
动家杜兆勇先生，杜是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的顾问，也是著名律师、理性维权主张
者张星水先生的合作伙伴。杜的主要观点是：要保持中国儒教文明的特点，防止
“外来宗教”的冲击，理性地完成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的回应是：在理性地构建新的社会形态的价值追求上，我们并无二致；但是，儒
教文明确实已经败亡，现在的政治佛学的兴起肯定地会重复政治儒学之“故事”，中
国只有以政治墨学的兴起为在文化合法性项下即传统之边际创新为依托[如我在《自
由圣火》2006年第18期《墨学对中国“形隐实彰”的深远影响》一文观点]，全面引进基
督教新教文明即其价值核心宽容与创造性，才是文明改造的最优途径。这一观点，
受到了与会的诸多学者的关注。由于交流时间所限，未能全面地就政治佛学问题作
出理论描述。我也答应，事后将撰专文对“5.20观点”展开论述。
一、由政治儒学到政治佛学
中国政治儒学的兴起应以1990年中期以后蒋庆先生的学术主张为标志，其著有《政
治儒学》一书。盛洪博士对蒋庆先生政治儒学的定性于“在传统边际上的创新”上，
我的看法是 “希望政治儒学能为宪法改造提供资源。” [盛綦两人文章，均见于《天
则内部论文稿》，1998年第3期]在这种纯学术的状态下，政治儒学的特质并没得到
“适当发挥”，尽管它表明了自己关心政治的态度－－政治文化战略性的规划而不是
急功近利的短期目标。
但是，随着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事件的发生，另一种政治儒学出现了，即非战略
而战术的效用最大化近期选择。在这个“另类”中，又产生两个版本：
（一）是，江泽民先生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到对儒术的确认。
作为“一个故事”，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译本，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5）大体上描述了这个变化：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后，江写信给一位学者
称：“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P309）；两年后，江提出了德
治思想，“一些人将这一举措看作是抵御‘法轮功’奇特诱惑的一种手段。”
（P362），进而江也就成了“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精髓引入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人。”
（P362）
（二）是，在江迅速把儒学政治化的三年后，康晓光先生作出了一个“总结性”论
断，即仁政理论。
作为著名社会学问题专家的康，直率地指出：“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政府
又明确拒绝竞争性选举，传统和宗教也被摧残殆尽，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凭借历史
必然性证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选举程序获得合法性，也没有传统和神明来授予
合法性。”[《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见《战略与管理》，2004 年第2
期]康晓光对合法性危机的深度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比较冷静”的选项内暂无
法摆脱经济效绩合法性的技术性路子，又无法进行基于公民素质理想化的标准选
举。于是，搞“仁政”便成了一个次优且成本较小的选择。
不过，康先生的儒学修养似乎浅了一些，因为儒教体系是没有完整的仁政的，只有
神化自己的德政系统，即：只要上层集团做好诸般社会事务，就会出现三个“民莫
敢”。仁政在本源是道家系统的话语，所谓“老子贵仁”。而老子的“贵仁”之论的前
提条件是削弱国家权能，甚至不惜更大、更多元的分裂，所谓“小国寡民”。
最重要的是无论反法轮功的江版政治儒学，还是让统治集团可怜生民的康版政治儒
学，终究没解决好社会两极分化即儒家“爱有差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问题。两者在
文化合法性方面根本不可能做出改进，一如我在《墨家：一个被国学遗忘的学派》中
所论：“1政治家族化，任人唯亲，并造就大量无公义感的利益集团；2模拟血缘
化，造成从政者以人格为代价换取高位者认可的习惯，从而使整个社会心理处于不
健康状态。”［见《新世纪》，2005年11月17日］。
在政治儒学处于如此尴尬之境地下，和谐社会理论似乎（只是“似乎”）一如当初康
版的政治儒学无法解决竞争性选举问题那样，也无法说清自己是否是“仁政”的一个
派生体。而在本质上，和谐理论基本构架是由西方思想体系提供的：（一）是，在
《共产党宣言》产生之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就提出了和谐经济的理论。作为坚定
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但坚决反对金融寡头式的资本主义，而且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
尖锐的批判。他的学生居约特承袭他的思想，写成《社会主义的暴政》一书
（1893）。总之，经济制度方面的和谐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彻底反动”。（二）是，
19世纪末期，美国著名哲学家鲍恩在人格主义理论中建立了上帝存在的形而上学的
基础，提出宇宙和世界的人格论，称曰：“整个宇宙和世界具有像人一样的价值趋
向：趋向于统一、和谐、完满、终极的善的目标。”
要求一个连合法性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语系统从宗教、哲学层面上给“和谐”以思想
训诂，几乎是徒劳无益，因此，理论分析的前提选择是认可这种技术化的选择。然
而，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实在令人无法判断出从“找马” （即重建马克思主义）
到“二八”（八荣八耻口号）的政治思想逻辑。那么，在政治信号并不清晰的状况
下，依照原有的逻辑判断，则可以看到：江版与康版的政治儒学同时失败后，为政
治佛学的兴起提供了逻辑支持。
仍以“故事性”方式表述，人们也不难发现江在试图和他最大的政治对手法轮功争夺
佛教资源。《江传》中，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细节（P392），江在与某位高僧谈话
时讲到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用佛家打坐办法战胜胃病的个人经历。至于后来的一些
情况，也能证明佛教悄然成了中国合法性危机下的一个“自我拯救”选项。如2006年
初，北京警方对方舟家庭教会的强行检查时，有警员表明了中国的国家宗教是佛教
的说法：“我们国家的国教是佛教，我们都信佛教，我们不能信仰西方的宗教。”
［余杰《为信仰自由而战》，见《观察》2006年1月15日。］
二、两岸三地关系背景下的政治佛学
与2005 年初北京警员的“佛教是国教”说不同，2004年的佛学政治化是出于两岸三
地关系稳定考量而行的。《凤凰周刊》的特别报道《中央再送大礼，佛指舍利安抚两
岸三地》说：“当局以宗教交流打破政治僵局，汇聚人心，平息躁动，在亲近祥和中
促进统一大业，可谓近年中国一道特别的政教风景。”［王永治，郭鉴明， 2004年
第16期］。
利用宗教力量解决政治分离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鉴可据的，如元、明、清及中华民
国、中共国家，都有对藏传佛教认可的战略举措，从而使其归顺中央政府。在这些
政权利用宗教的操作中，只有中共做得不算好，导致了达赖集团的出走，至今仍是
强大的反对势力。现在，为了效法历史，中共国家做出了巨大的意识形态让步。当
然这种让步也寄于一种历史相似观或曰历史宿命论而提出的，因为佛指舍利有“盛
世现，乱世隐”的神性见证。所以，盛赞佛事的记者自然也就盛赞了国家成就：“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步入了科技进步，文化昌盛、人民生活安定的盛世，佛指
舍利应运而出，预示着太平盛世再现，象征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不讨论这
番表白与现实如何相悖的情况下，人们也不难发现佛教的政治化已经在官方的推动
下达到了国教的实际地位，佛教一变而为政治佛学。也就是说，北京警员所云“佛
教是国教”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他比正常百姓拥有更大的知情权而已。
佛教的国教化是一项相当不错的技术性选择（仍不能称为合理的战略选择），它既
基于中国内陆有约为1亿的信徒（教职人员30万，团体3000个）的事实，又基于台
湾、香港两地佛教信众甚多的事实。对于台湾，香港的著名评论人士曹景行说：
2002年时的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既使主张“去中国化”的台独分子也无法发出反对
声音，结果宗教交流冲破了政治僵局。之于香港，刘长乐先生则认为：香港680万
人口中，信佛者居多，佛指舍利到港，对安定民心与教化人心有很大帮助。［王永
治《佛指舍利驻香港》，见《凤凰周刊》2004年第16期］尽管刘的这种表述很有中国官
僚式的意味（安民与化民的口吻），但它确实表明政治佛学已经形成了一种 “精英
共识”。这种“共识”继续由官方进行推动。2006年4月份，杭州举办了“第一届世界
佛教论坛”。路透社称：这是自1949年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之后，举
办的第一次国际性宗教会议。
这是一次政治儒学与政治佛学的交接大会，或者说是政治精英与宗教精英的一次成
功的交易，相关报道说：“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掌握政权之后，对内提出‘和谐社会
’，对外提出‘和谐世界’理论，‘和谐’观念因此被称认为是其执政的基本理论体
系。而这次佛教论坛的主题也提出‘和谐’概念，因此国外媒体普遍将这次论坛解读
为，是为中国政府的‘和谐’理论进行服务。”[欧阳斌《大陆佛教政策图变》，见《凤
凰周刊》2006年第14期]
三、收紧：基督教作为一个对象
中共国家对宗教的制度性规制是明确的，尽管存在某些方面的技术改进，但其本质
要求仍然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为维护社会稳定做贡献[《江传》，P391]。如
果不能为这个目标服务，就被视为“滥用宗教”以及存在被“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势
力”利用的可能［同上，P391］。
从江1993年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定调，中经重大的法轮功事件，至今已有13年。其
间，随着对佛教的本土化的认可，就产生了对其他宗教的甄别以及对某些重点的压
制。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所云：“现在的趋势看来，既会更宽松，也会
更加收紧。一方面国家可能会给各种被认可的宗教更为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相
关条例和管理措施也会因此而收紧。”［同上之欧阳斌《变》文］
这个判断是合乎现实的，2006年初的方舟教会遭骚扰事件便是例证。由于基督教新
教是外来宗教，也由于其体系中的家庭教会坚持“非三自化”，结果就导致了中共国
家的深度忧虑。在现实中，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
“韦伯命题”的影响，中下层的财富人士成了坚定的新教教徒。在温州，有新教徒58
万，天主教徒11万，而佛教徒不足7万［同上《变》文］，此结构典型地说明了已被
认同为土本文化的佛教在西方文化面前的单薄。与这个单薄之状相对应，大陆的
“文化基督徒现象”已经成了知识界尤其体制外精英圈子的一个风向标。在给“文化
基督徒现象”下定义时，有学者称：“有不少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他们在坚持自由
民主理念的同时，非常强调基督教信仰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同上《变》文］
官方努力促进政治佛学的发展，成为对抗“文化基督徒现象”的一个技术性手段。而
政治佛学也愿在得到国家力量支持的同时，完成这一使命。对温州宗教结构的调查
报告，就是由佛教刊物来公开的。不惟如此，早在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之前的4
年前即1995年，佛学界就最先开始了反对法轮功的活动；在2001年，中国（官方
的）佛学界又以发表公开信的的方式，再度提高批判法轮功的调门［同上《变》文］。
基督教新教中的家庭派系，已经遭遇了收紧。不仅发生了年初的方舟教会事件，而
且在5月份又发生河南家庭教会聚会人员被以“非法聚会”违法行为而处劳教的“5.13
事件”。也就是说，在中共国家力量主导下，正在为政治佛学对基督教新教的批
判，铺垫基础。
公平地说，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中的确存在不少偏差行为，如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而
产生的对《圣经》的偏面理解，又如由于一些传道者本土文化激发的领袖欲导致了个
人崇拜现象的发生，凡此等等。相反，被提起高度重视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中却没
发生以上情况，这些有学者背景的信徒在虔诚信仰的同时，不弃理性，不但让知识
为信仰留有余地，而且也让信仰与理性高度和谐。在更具学者沙龙意义的聚会中，
人们在崇拜仪式之外，更加自由地交流理性思维的成果［綦彦臣《一个上帝，各自
表述》，见《动向》2006年5月号］。
政治佛学的兴起，也为民间佛教信仰在放松条件下的扩张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
民间的有控制的宗教自由并没导致佛教与基督教新教及其他宗教的冲突，而是“各
随其便”地存在。之于此点，试图以政治佛学为利器来镇制新教家庭派的“预谋”显
然是不明智的！它只可能为本来突发事件颇生的底层社会带来强力催化剂。
民间的佛教基本上完全庸俗化，并且出现了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如一位小业主或官
员的太太，所祭祀的神像是三国时期的关公（被称为“武财神”），配套的祭器的铭
文则是佛教用语。这类的民间两教合一及其庸俗化几乎与政治佛学没有任何逻辑关
系：小业主所祈求的是如何拿下一个商业订单，如建筑工程部分的承包（其中甚至
求“武财神”启示去贿赂哪个质检官员更合理）；而官员的太太所祈求的是丈夫如何
官升一级，比如说由副职变为正职（其中甚至求“武财神”启示去化解哪个阻拦他升
迁的“小人”），凡此等等。
纵观中国历史，佛教集团一旦走上政治佛学的道路，就必然大大地膨胀它寄生性即
完全依赖官方的财政供养。这种财政供养的结果，不但遭到正直官僚的反对，也会
遭到严重贫困化的底层社会的反对，唐代从武则天时期崇佛到唐武宗会昌毁佛，便
是历史之鉴。限于本文主题，不再展开讨论此问题。但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
是：佛教的本土化过程实际上是借助了道教的价值核心，即“老子贵仁”思想与佛教
“普渡”观念的相融合。
结束语：构建政治墨学的选择
依中国历史更多的自相似表现来论，政治佛学不可能成为公众信仰的主流。一方
面，它可能挑起宗教冲突，最终背离“和谐”主题；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宗教资源有
强劲的派生力，由“老子贵仁”体系派生的孔墨显学之一的墨学，已经具备这种可能性。
作为一个可能的“影子内阁文本”，本文并不主张“逢共必反”式的话语表达，即政治
佛学在其依托的国家权力之下发展，只要不伤害其他和平宗教如基督教新教家庭
派，就可能按底层社会“各随其便”的方式互为多元承认。与此同时，其他和平宗教
以自我修正方式，更加理性地发展。在这个“非官方选择”中，也依托于“在传统的
边际上创新”的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墨学相融合。
此类的思路早已由中国文化改造的伟大先驱人物梁启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他们
二位既推崇耶稣又尊重墨子，实开国外宗教与中国土本文化自觉融合先河。后来的
学者们的研究也表明：墨子的兼爱即“爱无差等”与基督教新教的博爱、宽容相一
致；耶稣的和平主义也能在墨子的非攻思想中找到“先期文本”；而两者在职业伦理
方面又毫无疑问地为创造性的世俗社会提供了源动力。
当然，融合政治墨学与基督教新教有待于有新教的发展，在“精英文化”背景下去开
发中国古典思想家的宗教资源，其中对作为中国“万教之源”的李耳宗教思想的精微
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2006年5月21日深夜初稿于北京，5月23日下午改定于泊头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May 2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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